这些法律已经将行政纪律规则上升为法律规则，它与《监察法》上的职务违法行为大致相同。

新中国成立后，在高度中央集权的政治经济体制下，国家包揽经济、社会事务，只见国家，难觅社会。[13]艾琳、王刚：《商事登记制度改革的行政审批视角解析》，载《中国行政管理》2014年第1期。

二是社会组织发育不充分。政府完全是一种信托，其权力来自于那些委托信任的人。[11]清单建设使得行政权力与经济权力、社会权力的边界更加清晰，能够将行政权力运行归入法治化轨道，并以流程全公开的方式使行政权接受公众监督，是对权力配置与制约改革难题的有力突破，[12]其不仅有助于我国政府从无限政府向有限政府的转型，同时也推进了法治政府的建设。所谓新型，必须在主观意志上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以更大决心冲破思想观念的束缚、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在实际行动上切实开展伟大斗争(习近平语)，展现改革的整体性、统筹性和大纵深性。[25]薛刚凌、王湘军：《行政体制改革基本问题研究》，载《中国行政管理》2006年第11期。

各系统各自为政，规范、标准不一，数据、信息互不联通。[5]在核心要义上，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就是要摒弃传统的管控理念，由政府一元单向的管控，走向政府、市场、社会多元共治，政府、市场与社会各就其位、各司其职。虽然我国1979年施行的刑法和刑事诉讼法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并没有对一些重要的刑事诉讼基本权利作出明确规定，为适应现代刑事诉讼对人权保障的需要，经过修改增加了本应由宪法规定的刑事诉讼基本权利，从而使刑法和刑事诉讼法具有补充宪法文本之功效，并通过对刑事诉讼基本权利的表达，循序渐进地推进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的完善，调节惩罚犯罪与人权保障之间的关系，体现中国特色刑事诉讼制度的重大发展[3]，使我国刑事法的人权保障条款具有宪法的价值。

[14]左卫民：司法化：中国刑事诉讼修改的当下与未来走向，载《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文章来源：《政法论坛》2018年第4期。二是确立死刑缓期执行制度，减少死刑的执行。所以，基本权利的宪法规定不仅仅是公民基本权利体系化的需要，而且是立法保障人权的需要。

宪法的原则、精神和具体内容主要通过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来体现，法律不仅具有补充宪法和解释宪法的功能，而且是实施宪法的主要形式。如刑事诉讼法将无罪推定原则表述为：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我国学者普遍认为这是无罪推定原则的简写版，并不是无罪推定原则的准确表述，因为无罪推定的目的在于避免将没有确定有罪之人当成罪犯对待。

我国现行宪法确立了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和人权保障的基本原则，它们构成了中国法律的宪法基础，也确立了全国人大在人权保障中的核心地位[15]。任何犯罪行为不受两次处罚。刑事诉讼法为了保障死刑判决的准确性，规定判处死刑的一审法院只能是中级以上人民法院。私人侵犯生命权，如果造成被侵害人死亡或者重伤的，需要负刑事责任，即国家通过刑事法打击侵犯生命权的犯罪行为。

生命权最先由民法通则第98条规定：公民享有生命健康权，从该规定在民法通则中的顺序来看，生命健康权是公民人格权的一部分，公民的生命健康权受到其他公民和法人的侵犯，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在上个世纪90年代生命权入宪达到一个高峰，有70个国家的宪法规定了生命权。将刑事诉讼基本权利直接作为限制国家权力的法律规则，具有较强的司法适用性。同时，司法机关在处理案件时如果遇到需要解释宪法的情形，可以依照法律之规定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解释宪法的请求。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50条规定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这一规定符合现代刑事诉讼基本原理，有利于保护犯罪嫌疑人的权利，有利于防止冤案之发生。[19]张智辉、邓思清：论我国刑事强制性措施制度的改革与完善，载《法商研究》2006年第1期。

具体来讲，刑事诉讼法对应当由宪法确认的基本权利作出了如下规定：其一，辩护权的扩大与延伸。不得收取过多的保释金。

只有个人供述，没有其它证据支持的，不能认定刑事被告人有罪或者处以刑罚。树立宪法权威，实施宪法，是现代法治国家的准则。我国刑事立法将刑事诉讼基本权利的保障作为司法机关的义务来规定，如刑法规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非法拘禁他人或者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他人人身自由的，应当加重处罚。禁止将罪犯监禁于海外。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改时仍然沿用1996年刑事诉讼法第12条的规定。其次是通过设立死刑，明确国家有权适用生命刑。

如俄罗斯联邦宪法第20条规定：人人享有生命权，死刑在废除以前只能由联邦法律规定作为特殊惩罚方式适用于特别严重的侵犯生命的犯罪。[1]使刑事法有关刑事诉讼基本权利的规定具有宪法的价值。

不得对任何人进行违背其本人意愿的医学或科学试验。[7]赵新彬：无罪推定原则在我国的本土化建构——以我国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为视角，载《学术交流》2013年第9期。

美国宪法第4条修正案规定，禁止对人的身体和财产实施非法搜查和扣押。禁止非法搜查或者非法侵入公民的住宅。

第二，保障刑事诉讼基本权利是司法机关的义务。其四，不得强迫刑事被告人的配偶和近亲属出庭作证。进人21世纪后，至少又有12个国家在新制定或修改的宪法中规定了生命权[11]。我国刑法和刑事诉讼法均在第2条规定，刑事法的任务之一，即是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

刑法第33条规定，我国的刑罚包括死刑，这意味着我国的生命权受到法律保障，但依法判处死刑的除外。这些规定既是对生命权的尊重与敬畏，也是防止错案发生的程序控制。

我国刑事司法原则和程序为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构建，部分承袭五十年代的观念，其人权司法保障的观念也较为落后，及至上世纪九十年代，人权观念的进步和法治建设的加强，刑事法的原则和程序已经不适应人权保障和国家法治发展的需要。宪法上的生命权不仅对抗私人侵犯，而且对抗国家侵犯。

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身体。因此，该条款与宪法上人民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的规定相一致，并且与刑事诉讼法第195条疑罪从无的规定相互支持[7]，符合无罪推定原理。

第二，无罪推定之简约表述。摘要:  宪法上的人身自由权和生命权，是刑事立法的依据和价值指引，是刑事诉讼基本权利的重要组成部分。宪法价值 宪法作为国家之根本法，其效力高于普通法律，且可以为司法机关直接适用。从1996年刑事诉讼法修改开始，经过1997年刑法修改以及2012年刑事诉讼法的修改，我国刑事法对刑事诉讼基本权利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拓展与补充，并且对宪法上的人身自由权条款、辩护权条款予以扩充和具体化，从而实现了刑事诉讼制度的基本人权保障功能，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刑事诉讼基本权利规范体系和实施体制，实现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的现代转型，在司法实践中不断发挥保障人权的作用。

注释: [1]万毅：刑事诉讼权利的类型分析——以分析实证主义法学为视角，载《政法论坛》2014年第2期。三是严格规定死刑的核准程序，死刑除依法由最高人民法院判决的以外，都应当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三、刑事法上基本权利规范的司法适用及其完善 1.刑事法上基本权利规范的司法适用 公民的基本权利应当由宪法予以确认，刑事法对刑事诉讼基本权利的规定是对宪法上基本权利的具体化，是宪法的实施与执行。我国宪法没有确认罪刑法定原则，因此1979年刑法也没有规定罪刑法定，司法实践中可以在刑法规定的罪刑之外对具有社会危害性的行为比照类似的刑法规定实行定罪量刑，即实行类推制度。

但是，司法机关在适用法律处理案件时，可以援引宪法说理，或者援引宪法说明适用法律的准确性与权威性。由此可见，刑事法对刑事诉讼基本权利的规定，不仅不会损害宪法的权威与地位，反而使基本权利为法院在具体案件中适用，并且在规范和限制刑罚权滥用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